卷首语
（2022年第2期）
主题：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
特邀组稿人：黄 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2年的4月，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来说，堪称“社区之月”。当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公共空间的使用受到最严格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口回归社区，社区承担起了最基本的维持城市社会存续的功能。细究起来，在这场对抗奥密克戎（Omicron）疫情的阵地战中，上海全市16个区的107个街道社区、106个镇社区、2个乡社区，战况差别很大。这当然与社区治理能力或者更具体的社区治理的路径、机制、逻辑、工具、资源和技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社区的空间与社会尺度、社区的空间与社会过程，这两方面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在疫情中的表现状态和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为何讨论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因为对于理解社区生活很重要。
就社区的发展规律来说，其中最有深度、最能掌握“社区与人”这一核心关系的莫过于尺度。空间可以视作一种沉默的语言，视作社会过程中的一项关键要素。社区的尺度表达社区的空间，体现社区的个性，反映社区的生活。尺度的区分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理解了尺度，才能理解个体与生活环境的关系，才能理解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与机能在特定社区的呈现。社区尺度不同，意味着社区在常住人口数量、面积规模、功能性质和形态结构等方面各有不同。各种差异来源交错联结在一起，产生出多种多样的社区。不同的社区尺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行为活动，社区尺度和社区主体的不同配置孕育了复杂的社区内容和关系。延伸开来，尺度本质上也成为一种文化的表达。
如果我们能够对社区的空间维度特别是尺度更敏感一些，那么我们对于社区生活的理解将会更加完整而丰富。也因此，在讨论社区规划时无法不引入尺度概念，社区的尺度与内涵也必然成为社区规划关注的焦点议题。对社区规划来说，理解和创造尺度的意义是一个内在而非外在的过程。社区的尺度与社区规划内容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理想社区”“宜居社区”，其中一个潜在的前提是具有理想的、宜居的社区尺度，也就是尊重“人”和适应“人”的社区尺度。比如普通成年人的正常步行时速不大于4.5 km，适宜的单程步行时间大约15分钟，这也是“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数量由来。而“要积极主动解民难、排民忧、顺民意”，则要依靠实实在在的服务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以社区的设施场所的合理配置为依托，以安全、便捷、舒适、美观的空间环境营造为衡量，以社区活力提升和地方文化保护为标志。简而言之，以社区规划的内容为依托，或许反过来说更恰当，社区规划的内容以社区成员的现实诉求为依托。
为何讨论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还因为这个问题往往被忽略。
尺度和内容对于理解社区和社区规划是如此重要，但真从这两个角度考察却会发现，结果并不令人乐观。“社区”学术概念意义的模糊性、行政管理界定的差异性，使得现行的相关社区政策、社区规范、社区规划、社区行动的话语总是模棱两可和欠缺严密性。在国家部门政策制定落实时、在地方经验全国推广时，社区尺度与内容上的差异易于被忽略，并自然而然地带入社区规划的实践。目前的状况是，社区话题很热门，却也最缺乏对于社区尺度这样关键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社区规划的研究。
就讨论社区的问题语境与工作对象来看，社区尺度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对社区居民来说，日常感知的社区不外乎是5分钟或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或社区时空。对城市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社区治理则需要从社区的资源、区位等战略层面着眼。比如，上海全市有57个社区在其范围内有高校资源分布，在文教体育和特色资源方面具有校区社区共建共治的潜力；有55个社区在其范围内分布有化工设施，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后一种社区尺度既可为城市层面的社区分类治理提供整体“作战图”，同时也为特定社区确立社区规划目标和问题聚焦提供了认知语境。
当然，上海的社区界定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因而有其特殊性。上海的城市社区设在街道、镇层级，街道社区下辖居委会，镇社区下辖镇管社区，乡社区下辖村委会，而国内其他城市的社区基本上设置在居委会、村委会层面。这使得绝大多数城市的决策者、管理者在指导社区工作时大抵在一个更小的尺度上或者在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学意义的泛尺度上进行，所涉及的社区问题和内容会更具体或更笼统，诸如社区的一件件“急难愁盼”问题、一个个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或者就医、出行、养老等民生短板问题。
当前社区规划也主要面临着上述同样的问题语境与工作对象，社区规划的多尺度和相应的内容尚未被充分认知和形成共识。在存量规划时期，社区规划将成为推动城市存量空间优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社区规划尺度与内容的关注，本质上将是对社区核心的空间和社会属性及两者交互过程的重视。
如何讨论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有这样一些角度的尝试。
本期以“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为主题，旨在通过从国家政策规范到具体类型问题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推进社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规划的尺度内涵丰富，突显了社区的空间维度。黄怡教授的《社区与社区规划的空间维度》一文，与她的《社区与社区规划的时间维度》（刊载于《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4期）形成呼应，延续了一些本原性的讨论。文章对当前国内与社区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实践中的空间维度认知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审视当前社区生活圈、完整居住社区两项政策实践在空间尺度上潜藏的问题实质，剖析社区规划类型、社区规划设计的空间维度差异。文章对既有制度结构延续下的自上而下的社区规范制定提出质疑，也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社区的尺度在空间上是由社区的边界限定出来的，边界在融合多尺度的社区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对于边界的操作和阐释使得理解社区尺度变得更为具体而真切。童明教授及其团队的《社区规划中的边界因素——以上海社区更新实践为例》一文，结合在上海社区工作中开展的相关实践，基于对限定社区范围的边界因素的概念梳理，探讨以边界视角介入不同尺度的社区事务思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解析通过边界因素的物质性操作策略，寻求营造良好公共环境，更好地为社区空间构建稳定的环境秩序，激发人与空间结构性的互动效应。
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方案与行动是紧密关联的。赵宝静副院长及其团队的《系统治理与精准更新视角下的社区规划探索——以周家桥街道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为例》一文，探讨了社区规划中更为具体的社区行动规划类型，包括其理念与模式、规划路径、更新策略等。周家桥街道的“15分钟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实践较有代表性，展示了社区规划不同于以往一些详细规划的工作内容特色，即社区规划已从单纯的规划方案向行动、实施、管理等多维度层面转型，在提升社区系统治理与规划精细度方面更具可行性。
社区规划聚焦社区尺度的更新与发展，工作内容指向既有城市环境与设施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福利配置的优化。后续3篇文章并非直接的社区规划研究，而是为社区规划所需所用的社区专项研究，分别立足于苏州中心城区、武汉市硚口区、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的案例实证，各自考察社区的体育、医疗及整体公共服务设施，是对于社区规划的多尺度社区服务供需关系和专项系统规划内容的深入探究。
胡莹副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可达与共享：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分析了苏州中心城区大中小学各类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对所在社区开放、实现校地共享的空间逻辑，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具体探讨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梯度开放的范围、开放的程度及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影响，提出改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推动全民健身和健康社区发展的现实策略。徐涛副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以武汉市硚口区为》，面向城市微观尺度人口构成差异，综合考虑社区老龄化水平差异，精准识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缺口，构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化配置技术框架，提出切实的基层医疗设施优化配置方案，可为优化多层级医疗设施体系、积极满足老龄化带来的医养结合的养老需求提供技术支撑。方遥副教授及其团队的《基于居民需求特征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施策略研究——以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为例》，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在区位条件、用地类型、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区公共服务功能需求和配置规模的不同，将其转化为对各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在规划实施层面的精细化要求，从“规划—建设—管理”3个阶段提出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实施策略。
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的结合在渥太华案例中有着具体的呈示。社区规划类型是加拿大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怡教授及其团队的《渥太华中心城区的社区设计规划及其启示》，通过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之一社区设计规划的详细阐述，包括渥太华中心区的社区设计规划的相关背景、主要内容及编制情况，探讨城市中心区混合功能社区的社区规划的主要特征，为我国类似的社区发展及社区规划提供借鉴与启示。
讨论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有何意义？期待推动政策完善和实践进步。
社区规划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类型，在城市存量发展的背景下，将日益成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社区规划的适应性和针对性，目前社区规划在各地的实践整体上仍处于自发的探索状态。关注社区尺度内涵，构建社区规划尺度与内容的讨论框架，是应对社区规划当前现实挑战的重要一步，将为社区规划定型提供共识，为社区规划进一步推进社区发展、基层治理改革提供支持，为社区政策与制度反馈提供新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