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丽玲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所长， 副教授

今天大家都来自大城市，台北相比之下是最小的城市。现在台北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扩张。当然，台北作为整个地区在扩张，但是速度已经大大减缓了。所以对新一代人而言，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缩减的城市化的地区，面临着老龄化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讲讲“台北市的旧区再生与社区营造”。

台北人口260万，与上海、新加坡、香港相比少很多。从1991年开始台北市本身在缩小，已不再是城市扩张、搞基础建设这个时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社会面临巨大转变，新的中产阶级要求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政府花很大力气对一些开放空间、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让城市变得更宜居。除此之外，公众参与、共同开发越来越多，建立了很多带有公共参与元素的机制。

最近我们研究所越来越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城中区的发展。经济高峰的年代，台北的开发重点是在台北市东部，台北西部的老区落在了后面。简•雅各布斯1960年代就提出，一个城市要保持活力，土地用途要有多种组合，划分一些小街区要紧凑、整合。这对台北的多样性特点是适用的。台北的“社区规划与城市设计”运动，提出了从现代规划转向城市设计这样一个理念，街区的公园、保留的历史建筑，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我们研究所还参与了一项工作，就是找到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就是特别强调社会生活，而不是只强调城市功能，它涉及一些本地小规模经济、宗教场所、公共区域等。

下面我介绍3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迪化街，它是从港口发展起来的，空间元素是大街、 寺庙、胡同，建筑形式有骑楼、店屋、天井等。19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与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我们研究所合作，对这个地方进行保护。这些合作机制包括：容积率转移、城市设计控制、设计师与店主合作设计等。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应对地价的大幅上升，怎样激发更多参与，怎样让当地的商业活动更加多样化。第二个案例是士林夜市，当地居民从去年开始组织起来反对夜市迁入地下。我们认为，土地用途多样组合很好，我们要保护，但是也要平衡，寻找适宜的混合方式。对此政府要负一些责任，提供更多空间来保持活力。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对多种相互用途冲突的地方进行管理，其中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必须的。 第三个案例是艋舺，也是一个老区，现在人气衰落了，因为政府投资欠缺，自发的聚会又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这个案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做包容性规划，怎样让这个区域更充满活力，怎样重新发展当地的经济。 旅游业不是唯一可以发展经济的产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机构吸引年轻人到这里来，还要对那些弱势群体加以照顾。